司马迁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15篇诗文

成就

  出狱后,
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
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
  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
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人物生平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
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
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
、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湖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
》、《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
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
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
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
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
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历史评价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

,他们都肯定了
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
、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

。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
、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
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
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
,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介绍

  
(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青少年时期的司马迁是在家乡度过的,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主持史书的编写工作,监管国家典籍,另外天文历法也是其职责,类似钦天监),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进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垢忍辱忍受“宫刑”。

大事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出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后被释放。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于公元前90年前后去世。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

争议

  关于
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
《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相差十岁。
  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
《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的《正义》是错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其价值远超过一般史书。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说,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二亲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如果他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遨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只有晚生10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元年”,司马迁“年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当时年仅9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19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为博士,当年司马迁年方9岁,一个9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此年19岁,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司马迁与西南夷:蜀地以南的西南夷地区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区,这里在秦朝时设立郡县,司马错攻占的黔中郡就是今天的贵州地区。汉朝建立后,西南夷地区自立,其中黔中是夜郎国,在云南西部有滇国,滇国北部是邛都国,东部是昆明等地。汉朝建立近七十年,与西南夷没有建立联系,《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记载派司马迁出征西南夷,攻占昆明、邛、笮等地应该是汉与西南夷最早的交往。西南夷传也记载直到建元六年时才与夜郎国通使,攻占昆明的时间应该是在此之前,以后的记载中没有关于攻占昆明的记载,而元狩元年开始派使臣通身毒(印度)时被滇国阻挡,使臣都滞留昆明,可见当时司马迁攻占的昆明是汉朝的边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留下了著名的夜郎自大的典故,滇国也对汉使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这是两国长期与汉朝没有交往、封闭的原因。司马迁攻打昆明和邛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元元年以前,因为他从西南回到中原时他的父亲被封为太史公参与封禅准备,在洛阳病重,临终让他从事历史写作。建元元年进行建明堂、封禅、改服色活动的失败,固然有窦太后反对儒术,也和太史公司马谈在洛阳病逝有重要关系。司马迁此后就再也没去西南地区,在唐蒙使夜郎后,汉武帝让他修建通夜郎的道路,耗费大,蜀人都反对,汉武帝派
前往安抚蜀地。司马相如回报后,汉武帝询问他对西南夷内附的政策,司马相如建议招抚,因此被派往蜀地出使,担任中郎将,率领副使王然于、壶冲国、吕越人等前往招抚西南夷,司马相如这次招抚、开拓不费兵卒就取得重要成功,西南夷传记载总共设立了十余县,当时一郡也就数县,司马相如开拓的地区被设立都尉治理。由于班固对《史记》的删改,造成了后世误解历史,就像班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照搬到《汉书》中,只是把“太史公”窜改为“太史令司马谈”那样,其实司马谈没参加元封元年的封泰山,是司马迁参加了元封元年的封禅。司马谈在建元去世,他在对司马迁的遗嘱中也说了自己没能参加封禅是命运,怎么可能像班固写的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在司马迁平定昆明、邛回中原后,直到平定南越,汉朝才对西南夷用兵。派八校尉攻打,灭亡了头兰,设立牂牁郡,迫使夜郎朝见,元封二年派兵攻滇国,最终使滇国臣服,但是没有直接攻占夜郎和滇国,只是设郡封两国为王,也没能打通去身毒的道路。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市,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市嵬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避祸,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
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撇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
  持“山西河津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那里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有两座司马迁祠,一处名“汉太史司马迁祠”,另一处名“汉太史遗祠”。两祠相隔3.5公里,均坐落在韩城历史名镇芝川镇附近。素有“文史之乡”美誉的韩城徐村,居住着许多姓同或姓冯的大家。两千年来他们遵奉“冯同一家”,“冯同不分”,“冯同不婚” 的遗训。每逢清明时节,他们便怀着虔诚敬佩之情,成群结队地来到“汉太史遗祠”,为司马迁祭祀扫墓。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其中缘故,得从“李陵事件”说起。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惨受宫刑。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他忍辱负重,在困厄潦倒之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因《史记》对史实据实实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据说武帝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看,多见讥刺之语,“怒而削之”。后来宣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注《史记》,取《封禅书》的内容补《今上本纪》(见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司马迁有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因“戾太子事件”被斩。狱吏在搜查其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信中告诉任安,他之所以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后还顽强地活下来,就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汉武帝见信后大怒,加上一伙对司马迁极为不满的宠臣的谗言,司马迁遭受迫害,不久死去。
  据传说,悲痛中的司马迁夫人(妻子柳倩娘、侍姬随清娱)为了保住《史记》副稿,免遭满门抄斩之祸,便让两个儿子司马临(字与仲)、司马观(字何求)身藏《史记》副稿,逃回故乡韩城。司马迁族人怕株连九族,连夜由族长司马厚召集主事人共同商议,决定改姓和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逃往荒无人烟的巍山老牛坡下,定村名为“续村”,表示“高门之续”;后又担心被官家识破,取同音字为“徐村”。“徐”、“续”同音,又有“余村双人”(或说仅余二人)寓意,暗指司马迁有两子,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以表明司马氏家族后继有人。司马迁父子都是西汉太史官,后裔逃匿“徐村”后,为祭祀祖宗司马迁,合族兴建了“汉太史遗祠”。如今,“汉太史遗祠”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千年古村徐村之中。

家世

  
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司马错次孙)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前后,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的诗文

史记 · 七十列传 · 商君列传

两汉司马迁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昂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昂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昂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昂,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史记 · 七十列传 · 刺客列传

两汉司马迁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彊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雠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眛。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适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灊;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其后七十馀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后四十馀年而轵有聂政之事。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馀。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居有闲,秦将樊于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剪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闲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闲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剪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于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柰何?」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于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于期乃前曰:「为之柰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扼捥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于期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于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剪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 · 十表 · 三代世表

两汉司马迁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秋?” 案:喾是黄帝曾孙,而契、弃是玄孙,故云也。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夡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柰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尧知契、稷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后十余世至汤,王天下。尧知后稷子孙之后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后世且千岁,至文王而有天下。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者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姜嫄以为无父,贱而□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尧命契为子氏,为有汤也。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 大王命季历,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 曰:“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行道德岂可以忽秋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何以言之?古诸侯以国为姓。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弟叔处于霍,后世晋献公灭霍公,后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平阳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韂国。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欲行车。’霍将军者,本居平阳。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岂不伟哉!”
© 2020 唐诗三百首 | 意见箱 | 纠错 | 申请收录 | 邮件:web377@qq.com| 豫ICP备16001114号 |

免责声明:本站内容来源于网友提交及搜索引擎,如果我们的某些资料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对您造成了任何程度的伤害,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在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处理该内容。